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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到底有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

  2000年,新民晚报记者杨展业著文《张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问题——揭开敦煌宝库一历史谜团》。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摘选引起海内外极大反响。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

  1

  70多年前的名人大案

  1941年初,张大千携妻儿门生前往敦煌考察,临摹壁画。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时候,西北史地考察团也来到敦煌,历史组负责人向达看到张大千的临摹方式后,致信傅斯年:

  “张大千……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年号、题识……”

  稍后以化名“方回”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到重庆,由傅斯年在文前编加案语,自12月27日开始在重庆《大公报》连载三天。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开,而经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层画面偶尔剥落,便可看出下面还有一层或者两层的痕迹。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艺术家,便大发其历史癖,大刀阔斧的把上层砍去,露出底下一层来供他们欣赏。……剥离壁画,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前,个人的意见,以为还是不要轻易去动手剥离的好……至于描画时之不可任意将原画加以勾勒,不可将桌梯之类靠在壁画上,以免损坏画面,那是学画的人顶起码的戒条和道德……”

  1943年4月,张大千接到一封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从兰州给敦煌县长陈儒学发来的电报。电文原文:

  “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饬敦煌县长陈,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滋误会。”

  1943年,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并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行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引起轰动,当时的许多报刊和社会贤达予以赞扬。如《西北日报》说

  “近年来,画家张大千先生不避艰辛,不畏劳苦,远去敦煌千佛洞,潜心临摹壁画……并将石窟重新编号,苦心整理,其对中国古代艺术之保护与传播,实有伟大贡献!”

  敦煌石窟

  2

  民国政府调查

  反方

  1948年7月15日,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会议上,敦煌县参议员郭永禄向大会提出:

  “敦煌千佛洞壁画被张大千大量窃取,请注意保护。”

  7月28日,第十六次会议上,亢维斗提交正式议案,

  “建议省政府转请教育部,严办借名罔利破坏敦煌古迹之张大千,以重历史文化而儆尤”。

  议案得到其他10名议员附议,被大会通过。随即,该案被送呈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要求核查。

  正方

  1948年秋,教育部长朱家骅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叫去,询问张案情况,常书鸿说:

  “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纯属子虚,我是毫不晓得!”

  同年8月30日,敦煌县国大代表、原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窦景桩也在南京向报界发表公开谈话,说:

  “甘肃省参议员提出的这件议案,实在是对张大千的一件冤枉事。张先生对于千佛洞的管理,也有功劳。”

  结论

  1949年3月,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会议召开,在总结上年议案执行情况时,报告称:

  “省府函复:查此案先后呈奉教育部及函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电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

  张大千常书鸿等人参观安西榆林窟

  3

  80年代大讨论

  80年代初,文物工作者石湍(刘忠贵)发表了题为《张大干并未破坏敦煌壁画》的文章,说:

  “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过10多年,据我亲眼所见,张大千先生不仅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

  四川张大千纪念馆终身高级顾问李永翘发表长篇调查报告,据当时的目击者、后去了台湾的原敦煌县国大代表窦景椿叙述:

  “我随于右任老由兰州前往敦煌,……随行者有地方人士,县府接待服勤人员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里层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画像。大千先生向于老作了解释,于老点头称赞说: `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观。当时县府的随行人员为使大家能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亦年久腐蚀之故。”

  窦景椿还叙述:

  “适有外来的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文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辩……”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讲学期间,有人向他询问张大千在敦煌的事,谢稚柳表示正是第20窟甬道两幅败壁的清除使张大千当年受到了误解。又说

  没亲眼看见败壁被打掉的过程,但既然外层已经剥落得无貌可辩,又肯定里边还有壁画,为什么不能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层的菁华呢?

  张大千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在台湾对记者说:

  (由于)白彦虎之乱的损伤,加上白俄炉灶的烟熏,使壁画破坏剥落。当时于右任先生路过敦煌去看我,有骑兵第五师师长马呈祥相随,见壁画破落处下层知有前代画迹,我就对于先生说:下层必然有画。马师长乃令其部下以石击落上层烧毁的壁画,赫然发现……

  4

  风波再起

  2000年,随着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之热,新民晚报记者杨展业著文《张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问题——揭开敦煌宝库一历史谜团》,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摘选,引起海内外极大反响。一时之间,国内外的无数报刊、网络等新闻传媒曾纷纷转载或摘载此文。

  “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执行馆长罗庆华在回答记者询问时指出,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

  记者向罗华庆馆长咨询了两个问题。

  第一,如何证明这些壁画的剥损是张大千所为,而不是别人呢?罗华庆回答,张大千在敦煌期间,雇用了几名当地的喇嘛和农民为他打杂,而这些人亲眼目睹了他剥损莫高窟壁画的行为。

  第二,张大千这样做,算不算也是一种考古性质的举动呢?罗华庆予以断然否定。他说,考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文物。如果有必要对敦煌早期壁画进行剥出,应该有相应的技术完整保存剥下的后期壁画,但凡是被张大千剥掉的壁画,都成了废土,从此就毁灭了。

  看到这样的文章,张大千的儿子张心智非常“震惊和气愤”,于2000年投书《中国文物报》,声称“这绝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大是大非问题”。

  “我曾随先父赴敦煌临摹壁画……在此期间自始至终从未见父亲作过任何破坏壁画的事。关于剥损两面壁画一事,也不是父亲所为。……父亲陪同于右任先生及地方人士约20余人,……此时有随行人员上前手拉着上面欲裂的坏壁想让大家看清下面的壁画,不料稍一用劲,坏壁随之破碎脱落。当时父亲虽然在场,但既未动口,更未动手,何罪之有?”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贺世哲却不仅质疑“不曾破坏壁画”说法,还认为张大千带走了张君义告身相关文物,引用了施萍庭调查:

  “大千先生曾将这些文物带往日本,并在那里进行装裱。后来大部分文物被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张君义勋告却一直未先生自己珍藏。……1962年国家文物局派人从香港买回,1963年回拨敦煌文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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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不止

  官方已有定论

  然而讨论从未停止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说不清

  那就来欣赏壁画吧

  同样壁画三人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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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窟藻井 张大千临摹

  257窟藻井 黄文馥临摹

  257窟藻井 史苇湘 杨同乐 临摹

  来源:文物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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